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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毛泽东传

八月 3rd, 2019  |  Ca88亚洲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①(①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②(②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比我们的年龄还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在不断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无比珍惜和善于运用这笔宝贵的执政财富。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②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同上书第3卷,第948页。)

小城编写党史二卷,党史部门邀我写“三反”“五反”这一章。“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建国初,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因属保密件,市档案局的一般档案里查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经市委办出面,几番周折才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案卷。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①(①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②(②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范国强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像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年代,国家本来就一穷二白,战争疮痍还未抚平,抗美援朝烽烟又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这从案卷的纸张和打印质量就可以看出端倪。纸张普遍呈暗黄色,一是时间相隔太久,二是纸的质量太差。有的纸张很薄,正面的字在反面亦可看到;有的还是用的那种马粪纸,颜色已接近深黑。有的文件上用蓝油墨打印的字已挥发成砣状,辨认不清字迹。有的文件材料还是用钢板人工手刻,字体歪歪斜斜。一个地级城市的文件材料竟如此粗糙不堪,实出乎我意料。文字也不规范,言不及义之处甚多,语法修辞更不讲究,许多口语俚语充塞其中,字里行间间或还有骂人的语句,可想而知文件起草者的文字能力也有限,由此亦不难找到几许当年“大老粗坐天下”的感觉。**

  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看似不太符合规范公文的薄薄的几本原始案卷,却蕴藏着世纪风云,记录着人世沧桑,案卷里有一股凛然正气荡漾其间。“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主席也及时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在进城后的两年间,各地党和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却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考虑到1952年全国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精神,从1951年11月开始,各地发动了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省市和中央局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三害”现象上报中央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中央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各地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三反”运动几乎是同步开展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五反”运动既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继续,同时又是“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结果。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在清查党政机关内部浪费、贪污、官僚主义“三害”的过程中,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与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直接相关,多数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根据“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线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当时称之为“五毒”:一是行贿。二是偷税漏税。三是盗骗国家财产。四是偷工减料。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历时分别只有10个月和5个月,但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得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据资料表明,“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了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给予了各种处分。在黄石,当时参加运动共计533人,贪污亿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5人,百万元以上的173人。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赃款总数22·01亿元,造成损失36·7675亿元,退赃2·907亿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了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①(①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这足迹仿佛一下子将我与那段历史拉近了。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记录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点点滴滴,分明都经过当年那些老前辈们审阅、批示、传看、执行过,它们的时代性和权威性可想而知。这足迹既让我感到历史的斑驳久远,又感到时光的无情易逝,六十多年前波翻浪卷的情景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分明又触手可摸,似在眼前。

  指示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档案局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些案卷却都保存完好,卷宗都是红色硬壳封面,各类文件材料分别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每册前面均有目录,便于查找。档案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本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功利可图。但档案局的同志却将之做得这么实在,他们是在用行动证明,档案工作图的是党的功利,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它给后人留下的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这些虽然纸张发黄、文字模糊的案卷里面,分明有着厮杀之声,有着人头落地。那时,人们对贪污犯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就是“老虎”,故有“打老虎”之说。中央规定“大老虎”的标准为6条: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个人贪污不满1亿元,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但性质恶劣,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财产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凡符合以上6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为防止实际操作过程中混淆政策界限或盲目追求打“虎”数量,湖北省委将“大老虎”的标准直接界定为“直接贪污1亿元以上者”(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即现在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1亿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万元)。至于对不同的“老虎”们是如何不同的量刑处分,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详说,但既然谓之为“老虎”,在必打之列则是必然的了。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以史为镜,掩卷遐思,我不能不引发感慨:六十多年前,仅贪污1万元就被定为“大老虎”,由此可知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防微杜渐的坚强决心。历史已经昭示,在那种惩腐须用重典的形势下,我们的党风端正,社风清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之焕然一新。联想到今天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类似这样的“大老虎”该是有多少?据近些年来报刊不时披露,在我们一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竟大有人在,而奢侈浪费与贪污腐败又往往是交叉合流且兼而有之。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已严重破坏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影响到我们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时下何以要惩治腐败迭出重拳,那分明是在呼应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运动的警世钟声。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①(①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刘、张二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自流。

  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0、171、173页。)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

Ca88亚洲,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下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③(③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③(③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③(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1页。)《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①(①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②(②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④(④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②(②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

  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①(①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三十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20l页。)

  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O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杨秀峰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十二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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